然而可恶之处在于，高季兴此人，不仅贪得无厌，而且实是恬不知耻、反复无常之辈，开春之后，闻听朝廷推行新政，知道朝廷眼下重心在新政上，有意谋求举国稳定、繁荣，竟然趁此时机再次上书，索要忠、万两州！ 在这种背景下，《定荆南》之策应运而出。 《定荆南》此策并非出自军情处、参谋处或者演武院之手，而是桑维翰提交上来的进言。 桑维翰在《定荆南》中的见解，可谓入木三分。他言道，“高季兴之所以觊觎夔、忠、归、万、峡等州，一是贪利之心，二是不安之心，因贪利，故而所求甚多，因不安，故而求众自保，而之所以起此二心，一是因其蔑视朝廷，二是因其畏惧朝廷。” 桑维翰又言道，“有此心，尚不足以成今日之象，使其有所行动者，在内外之惑。内惑，源自司空梁震，外惑，源自江南杨吴。司空梁震，素为高季兴所倚重，而自恃才智卓绝，加之其人心无朝廷，故而甚不安分，每每意欲搅动风云。江南杨吴，素来觊觎荆州，欲化为己有，以固江防而拒王师，故而多有许利之言、蛊惑之词。” 桑维翰提及梁震时，对其有所评价，这个评价李从璟是认可的。对梁震此人，李从璟也知晓一些他的轶事。 前梁据有中原时，荆南向梁称臣，庄宗入主中原后，高季兴非常害怕，为避讳庄宗祖父李国昌之名，改名高季兴——他原本叫高季昌，并且要亲自入朝拜见庄宗。当时梁震就曾劝说高季兴不要去。 梁震对高季兴说：“大王本梁朝，与今上世称仇敌，血战二十年，卒为今上所灭，神器大宝虽归其手，恐余怒未息，观其旧将，得无加害之心，宜深虑焉。”劝高季兴固守自保，不要自投虎口，高季兴不听。 而后高季兴入朝拜见庄宗，归途中差些被庄宗派人杀掉，回到荆南后便对梁震感激涕零。 梁震就对高季兴道：“唐主身经百战，如今方得河南，便居功自傲，得意忘形，如何长久？”高季兴觉得梁震说得很对，随即修城积粮，招纳梁朝散兵，日夜操练，以加强防备。 后来郭崇韬攻蜀，庄宗令高季兴为西川东南面行营招讨使，高季兴上表请攻夔、忠、万、归、峡等州，得到庄宗应允后，却按兵不发。之后蜀国被灭，高季兴竟然大惊道：“此乃吾之过失！” 梁震此时却说：“唐主得蜀，势必益骄，骄必速亡，何足深虑，此正我等之福！”于是拾掇高季兴截住江中，遇到唐吏将蜀国财物运往洛阳，就中途劫走。前后得财四十万，杀死押官韩珙等数十人。 由此可以说，高季兴之所以对朝廷常怀贰心，并且贪得无厌，其中梁震绝对是“居功甚伟”。 桑维翰自然是知道李琪所言对付荆南的策略的，因此他的这份《定荆南》，实则是以李琪的谏言为方向，为应对形势变化拿出的具体应对之策。 他在进言中道：“欲平荆南，必先定梁震，而绝杨吴之援。梁震者，自视甚高，初高季兴闻其名，欲以之为判官，梁震耻其官小而不就，由此观之，此人非寻常财帛可以动其心，然其人胆小惧祸，若能使纵横之士说之，或可令其自绝于高季兴。杨吴之所以许高季兴以厚利，无非贪图荆州，高季兴首鼠两端，或不可分辨，倘若使杨吴有诺而不得践，而朝廷适时施以恩德，则可令高季兴知晓亲疏。” 桑维翰的策略很清晰，要让高季兴不乱来，就要断绝他的后路和希望，让他不再相信吴国，同时将梁震这个老是拾掇他与朝廷作对的人解决掉。如此一来，高季兴纵然贪鄙，不会轻举妄动，这个时候朝廷再施加恩威，安抚他惧怕朝廷而又轻视朝廷的心，他也就不会再翻腾起大的浪花来。 对这份《定荆南》的策略，李从璟与莫离商讨良久，最终认为策略可行。 然而也不得不承认，要派去荆南对付梁震，离间荆南与吴国的人，实在是分外任重道远。 形势不等人，李从璟还是打算让莫离走一趟。 有在渤海扶持大明安、搅动渤海朝野的经验，莫离此去也不至于无从下手。 且不说秦王府，就连满朝文武，也没有比莫离更好的人选了。 桑维翰有些不乐意，他对李从璟说，他献《定荆南》之策，就是要自己去荆南的，“仆忝为王府录事参军，常自耻毫无寸功，此番荆南之行，正仆为国建功，报效殿下、陛下之时！” 好嘛，给官还给出个不是来了。李从璟有点郁闷。 让桑维翰去荆南，李从璟没有这个念头，不是李从璟质疑他的人品，实际上对桑维翰的能力也没什么底气。毕竟桑维翰才刚进入秦王府，说他颇有才能，那是概念认识，并无直观事迹了解。没有现实的功绩打底，上来就将如此重任交给他，哪怕是李m.CｏＯjＸ.c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