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把这封奏疏依次给大臣们阅览，他则耐心等待。 在封建王朝，马政是绝对不能绕过去的一条关键国政。国事莫大于戎，军政莫急于马，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战马，在冷兵器时代太过重要。 如果指望整出十万或二十万的步兵、就可以在游牧民族面前称无敌，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因为人家不和你决战，就是打一下就跑，这样对于被打的这一方来说就非常的被动。 明朝中期，弘治皇帝也派马文升整顿过边军，正德皇帝更是号称武皇帝，同样整顿过京营，将军方面也有王越这样的名将，以及接任王越三边总制官的秦紘，这都是很有能力的大臣。 史书记载秦紘负责西北军务之后，挑选壮士，兴设屯田，重申号令，军威大振。 但鞑靼人在弘治十三年、十七年、十八年都有较大规模的寇边，他们总是来了就抢、抢了就走，明朝则始终采取龟缩不出的守势。 有时候也真不是‘国军不努力，’实在是战马不如人家、骑兵不如人家，追都追不上，还怎么打。 所以历代有为君主，如朱元璋、朱棣、朱瞻基都对马政寄以很大的重视。 朱元璋说：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故问国君之富者，必数马以对。 就是说古时候的国家，问国家富不富，先不是问钱粮，先是问有多少马！ 朱瞻基也告诫大臣，叫他们关注马政，说：军国所用，马之为最。军国大政，马政亦大。 而按照一般的套路，和其他所有制度一样，明朝的马政在开国之初还是比较好的，永乐驾崩时，能养150万匹战马。但到弘治十二年……怕是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没有了。 这也就是之前毛语文在大同查走私商人时所遇到的‘大同缺马’的背景。 杨一清的奏疏中言明，陕西的养马机构只蓄养了两千多匹战马，其中还有不少是老弱病危马…… 李东阳在看奏疏的时候则在想：杨一清也是个聪明人，眼下看京中局势、太子所为，他应是料定将来朝廷必会对鞑靼用兵，既然用兵，又怎么会忽略马政？ 而他负责督理马政，这就不妙了，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朝廷要用马，他这个总负责人却拿不出足够的战马，那不是屎盆子全扣在他的头上？ 毕竟马政怠坏至此又不是他杨一清的罪过，凭什么顶这个雷。 所以还是早早的把情况报上去，既为国为民，又解除隐患。而且说得越严重越好，反正到时候出了问题不要来找我。 而一旦朝廷重视，把这件事做起来了，那督理马政的官员岂不是政绩显著？他杨一清也能够在太子这边来一个‘青春版的简在帝心’。 这就是经验丰富和初生牛犊的区别。 看看王守仁那封疏上的，劲头很足，但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再瞧杨一清这封疏上的，挠的就是殿下的痒处。 李东阳不动声色的点点头，现在就看殿下怎么处置了。 “怎么都不说话？” 可能是杨一清的奏疏太过深刻，搞得大家都有些‘畏难情绪’了。 但朱厚照不是那种性格，封建时代当然难，要在这个体制下激发出点活力出来也不容易，可不能就这么认了吧。 “本宫自监国之始就说过，任何事项都是要先搞清楚什么状况、问题在哪儿，有问题不怕，总归是想办法一起解决。要不还是各抒己见，都说说马政……可还有改良的余地。” 明代的马政呐，也真是难。 “殿下，臣先来说吧？”刘健是内阁首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可以躲，他躲不了。 第一M.cｏＯJＸ.ｃ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