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蓝想了想，没有否认：“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也许你说对了。你看，就好比电视大学吧，虽然到现在我们都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怀疑陶处长他们也没弄明白，但国家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推广电视大学的课堂。我能够想到的理由就是电视上讲的知识有用。为了防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所以要赶紧把知识都留下来。也就是我们才能够如此现实，不扯虚头巴脑的东西。” 方秀英笑了起来，调侃道：“真的吗？我怎么觉得我们虚头虚脑的东西最多呀，效率低的吓死人。” 田蓝笑道：“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期待值更高呢。” 课程开始了，方秀英停止了交谈，只丢下一句：“但愿吧，我等着你说的右.派集体脱帽的那天。” 不仅是方秀英，就连田蓝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天居然来的如此之快。 1981年的元旦，在新年贺词发布之后，中央再度下达命令，宣布全部右.派集体脱帽。 其实在1978年，党中央就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不过这项工作一直执行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收尾。好多地方反反复复，始终没给老右脱帽。 结果这回中央雷厉风行，直接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完成。 接下来的几个月，田蓝他们不时听到校园里传出哭声。 好些同学的家长终于摘掉了帽子，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包袱终于卸掉了，挨了多少年的委屈和白眼终于结束了。承受了更多痛苦的人只能抱头痛哭。 只有真正经历过这些命运的人，才能真的明白他们的心酸和苦闷。 方秀英听着窗外的哭声，露出了恍惚的笑容：“是该哭的，如果早几年平反的话，很多人的命运未必是现在这样。” 比如说她自己，如果不是顶着老右子女的帽子下乡，想要积极表现自己改造的决心，她也不会贸然在农村就结婚了，只图对方一个贫下中农的清白身份。 回顾过去，她只觉得自己当时真傻。可那个时候，她又有多少路可以选择呢？ 人生就是这样的，看似自由，每一个选择都是自己做的决定。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周围的力量裹挟着往前走。 田蓝沉默一瞬，安慰她道：“抬头往前看吧，人只能往前走。” 方秀英点点头，露出笑容：“脱帽总归是好事，挺好的。” 当然好了，对戴着这顶沉甸甸的帽子的人来说，不亚于重获新生。 陈致远感觉这段时间自己在冰水与火山之间来回哆嗦。 自从在电视上看到苏联人做的数控车床之后，他就陷入了强烈的悲伤与惶恐之中。每天和妻子偷偷摸摸地看电视学技术，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他可算把几十节课程彻底吃透了。不仅如此，他还通过电视学了相关知识，可以说数控车床整个配套的内容他都了解了。 但越了解他越悲伤啊。世界发展的如此之快，他和他的同胞们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每天行走在大街上，看到行人脸上的笑容时，他总有种冲动，要大喊大叫：你们怎么能笑的出来？还赶英超美呢，我们都已经成了吊车尾了，哭都没时间哭。 可是他只能忍着，因为那是无法对人言的秘密。 一台手工制作的电视机，在北京城里接收到了俄语课堂，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 他注定了只能孤独地保守这个秘密，在汲取知识的快乐和现实的郁闷中来回自我折磨。 当然，也有纯粹开心的事，比方说他的老友赵刚终于摘掉了头上的帽子。 其实1978年时，赵刚就应该跟他一道摘帽的。但赵刚拒绝写忏悔书，他坚信自己当初提出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历史的进程也证明了他的正确。他不应该为自己的坦诚而忏悔，作为公民，他有权利批评政府作出的错误决定。 可他的坚持害惨了他自己，大家都脱帽了，重新回归岗位开始工作，他却还得待在农场里，继续从事繁重又低效的生产劳动。 陈致远劝过他好几次，就算是为了家人，低一低头又怎样？人要做事，总得讲究策略。 可赵刚比他还固执，死活不肯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 陈致远都绝望了，以为这辈子都看不到老友平板的ｍ.ＣＯＯJｘ.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