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我们那地方，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就以他出生的地点命名。譬如张田埂、李井边、吴河口——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不过十几年前在村子里叫“医院”的孩子特别多。这风气如今已不流行，年轻的父母早已不愿用如此古怪的名字称谓自己的孩子。现在我们那儿的孩子，大部分都叫做“俊杰”、“梓轩”、“雨桐”、“芷晴”这般优雅而别致的名字了，那些曾以出生地点命名的人，如今大多去了县公安局的户证窗口改成“雅名”了，当然也有没改的，比如我的姑父——赵树里。 赵树里的妈妈，也就是我的亲奶奶，她是在一棵据说有1500年历史的老树的树洞里把我姑父生下来的，这也是咱们家津津乐道的一件趣事。也许是天意，姑父小时候就是吃树皮长大的，倒不是因为他的名字，而是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全国上下都在闹饥荒，所以我的姑父从小发育不良，正如您所见，他一直是这副瘦弱不堪的模样。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我的父亲告诉我，他们兄弟二人小的时候，因为树皮太硬，实在啃不动，就由我的奶奶一点一点嚼烂，嘴对嘴地喂给他们吃。生在树里，靠吃树长大，我姑父的生命是树赋予的。 直到卢总书记改良了水稻栽培的技术，政府在十里湾大力推广开来之后，村里人的日子才渐渐好过了起来。县里开始来给孩子们扫盲，姑父和我父亲同时考上了县里的中学，但家里必须得有人在地里干活，不幸的是，我的爷爷英年早逝，姑父是哥哥，便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父亲，自己一手撑起了这个家。我的父亲后来成为了一名老师，这才有了我。他罹患癌症，临终时提的最多的不是我，也不是我妈妈，而是姑父。我依然记得他走的时候，紧紧地攥着我姑父布满“沟壑”的双手，泪流满面，用家乡的方言说：“哥哥，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和印象里那个无比严肃冷酷的父亲不同，他在姑父的面前死去时，像个稚气未脱的细路仔。 因为父亲的死，姑父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他本身就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年轻的时候，他曾娶过一个“上山下乡”的女青年，不过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三年。和那些只有初中或高中学历的知青不同，我的这“半个”姑妈是真正的大学生，她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在我对她仅存的幼年记忆里，她总是一个人坐在地里看书，直到天黑了，才依依不舍地回去，我人生中的第一本书《蛙》就是她送给我的。姑妈家本是书香门第，小时候她的父母因为不服从国家统一调配资源的指示，被贬为贱民，她被送进了广州孤教所。但命途多舛的她仍然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考进了华南师范大学，在大学中她成绩优异，毕业后却正赶上了那场“浩劫”，加之个人身份的限制，不仅分配不到教师的工作，甚至连生产建设兵团也不愿意要她。无奈之下，她只能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想，她大概是不愿意嫁给我姑父这样的农民的。在我的记忆里，姑妈似乎从未笑过，关于她的故事，也全部来自我母亲的闲言碎语。 姑父年轻时是个勤恳踏实的小伙子，村里有不少姑娘都喜欢他，他具备一个农村人身上几乎所有的美德——朴实、善良、勤劳、乐于助人……但就是没有文化。当时在村子里有文化的，除了我那在县城里教书的父亲，就只剩下村支书的儿子王大志了。姑妈一个人在十里湾无依无靠的那段日子里，是王大志接济她、帮助她的，她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王大志。这本是个落魄小姐和乡里书生才子佳人的老套故事——如果王大治没有老婆的话。 姑妈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失去了自己的梦想，失去了自己的贞操……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就在她跳河自杀那一晚，是我姑父把她捞上来的。他们在村里人的撮合下在一起了，我姑父很爱她，我记得小时候姑父看她时的那双眼睛，就像一堆黑漆漆的炭灰里埋着的两颗钻石。 可姑妈后来还是走了，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跳了河。姑父很痛苦，我想他痛苦的根源不仅仅在于姑妈的死，更在于不明白姑妈为什么宁可死也要离开他，但他永远不会懂了。 我有时候也偷偷地想，其实姑妈要离开的不是他，而是这个残忍的世界吧。 二十年前，国家取消了农业税，所有人都认为好日子终于来了，其Ｍ.CＯＯJx.cｏM